“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

《财经》：中国市场变革中出现了新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的趋势有增无减，正在瓦解改革的正当性。在您看来，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

科斯：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不可能是所有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人同时富裕，要那么要求，就没法发展了。

人们不会对挣几百万美元的篮球运动员感到不满。但是在美国，商人若无法向公众表明自己是正直可敬的人，就会招来怨愤。像奥普拉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虽然赚钱无数，但没有人会抱怨。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对富人感到怨恨。这就是世界的固有特征：有不同的阶层，有富人，也有我们这样的穷人。

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至少在12岁之前，我的双脚力量不足，不得不带着金属护板，并在一家由当地市委会为有身体缺陷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上学。

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别人，我们也许就富了，如果不是，我们还是这么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任何职业中，最好的人都要比一般的人好很多。例如在网球、国际象棋中，顶级选手都要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人。商业也是如此。天赋的差距是自然的、巨大的、无处不在的。

权力滥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体制不好，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要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开办企业、领取执照等等，你都得去行贿。人们还可以用腐败的手段来打压竞争者。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这是政治领域的常事。

《财经》：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政府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应该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科斯：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至少是我不能回答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是利用“理念市场”。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加“理念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

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然后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挑选出更好的理念。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转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