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

        “保8已无悬念”“股市重回3400点”“人均GDP即将接近4000美元”……2009年的冬天，当世界大部分国家还在为金融危机何时结束担忧时，中国似乎已走上了一条快速富裕的通道。

        然而12月14日，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的突然自杀，让人们的寒意经由心生，从绚丽的GDP数字回到现实。这一年，当“被富裕”“被就业”等嘲弄充斥报刊、网络时，一个巨大的问号显现眼前，我们离小康社会还有多远？“共同富裕”真的能在10年后实现吗？

经济大潮下的卑微者

        尽管杨元元的死有与她的个人性格等原因不无干系，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位要强的女研究生自幼生活在贫困家庭中，虽然有了丰富的知识，但一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贫穷”是她的心病。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发展日新月异：国家统计局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的工业增加值、进口、用电量等指标同比大幅增长，增幅甚至超过市场预期。美国著名投资家、花旗集团顾问库恩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风雨”过后，大家确实看到一条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彩虹”。

        但中国社科院的披露的数据仍发人深省：在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安家对多数人来说近乎“天方夜谭”；与此同时，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正在逼近人们的承受底线。

        “从小，我就能感受到贫富差距的意味。”来自重庆的26岁小伙李雨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五六岁时，我只买得起《变形金刚》里的‘红蜘蛛’模型，而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买贵得多的‘擎天柱’。”20年后的差距是，他父母刚刚借钱帮他支付了在北京买房的首付款，而他的一位同龄同事却轻而易举地一次性掏出了百万房款。

被GDP掩盖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将贫富差距视为改革的“洪水猛兽”，并将“实现共同富裕”定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但30年后，“洪水猛兽”真的来了。

        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有的行业甚至出现了倒退，“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话。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日前引用财政部最新调查指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

        他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基尼系数为例，1978年到1984年，中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世界银行今年的统计称，中国富与贫的收入差别达到近13：1，一连串的数字令人咋舌。

        “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有走向‘拉美化’的危险，突破极限后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执政党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

        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局？社会上相继有“猛药”与“缓治”的分歧。在学者眼中，“仇富”似的变革无疑是非理性的，中共十六大明确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实现富裕的手段，但现有的分配格局却让多数劳动者成了“白劳”，这非执政党所愿。

        周孝正表示，不管怎么发展，各级政府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如果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改革肯定要失败。“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曾经被贬为“平均主义”的古训，在贫富差距严重的今天显得格外有意义，它不表示财富的平均化，而是要求分配格局的合理、公平、公正。

         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应该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改为“公平与效率并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除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外，更要思考造成贫富差距更深层和更具有主导性的原因。

        “需要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最主要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周天勇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它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改革将会更多地涉及到既得利益者。”

        除了既得利益者，另一个被认为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拦路虎”的群体是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力量的强大超乎人们的想像，现在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据周孝正介绍，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现在犹如火山正在酝酿，如果执政党再不果断行事，后果难以想像。”他建议，解决目前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实现民主与法治，“执政党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落实‘三个代表’，否则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腐蚀。”

        不过，值得期待的是，有迹象表明国家已在着手应对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启动的第二轮医疗改革，即被视为“搬山运动”的开始，而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在征求意见。

        “只要党和国家下决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想是可以遏制住两极分化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支持这样的行动。”周天勇说，就现有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在解决贫富差距的前提下，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现实的。

畅想：希望我的子女不再贫穷

【叙述者】李朝明 28岁 贵州公务员

我19岁离开苗寨，9年后又回到苗寨，等于是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2000年到北京上大学时，我曾是贵州少数民族村寨里唯一的大学生，也是镇上为数不多考上本科的。但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自己属于“低收入”阶层，学费都是家里东拼西凑来的，父母劳作365天的所得还不够我一年的费用，但一些同学一个月的消费就好几千元。不过我一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当时希望等到大学毕业后，能凭自己的双手抹平贫富差距的鸿沟。

        然而9年后的今天，再回首，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上大学究竟是福还是祸。4年的学习让家里欠下很多债务，我本人还在学校办了助学贷款，直到今年才还清。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我先后在北京、广州、郑州打拼，但最终，还是选择回贵州老家考公务员。这意味着，我已经宣告了自己闯荡的失败。

        好在我天生乐观，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做过小生意、养过猪。我现在只想过稳定的生活，这是我的家乡，我心已经回来了。关于未来，我的想法也不多，现在我已经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最多只规划了未来10年。这10年里，我希望能发挥自己所学的知识，证明读大学的价值。

        当然，早日脱贫致富是我的主要目标。如果我的家庭条件好，有钱，我想我的命运就不是如此，真的很希望未来国家能够疏通“草根”向上发展的渠道。

        谁都不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低阶层的人，就我而言，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我的孩子彻底摆脱贫困。现在也到了结婚年龄，我最担心买不起房子，要过小康生活，起码得有自己的房子。我很不幸成为贫困的一员，我的父母也贫穷，我不希望我的子女继续贫穷。我知道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希望到2020年我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者，耳边不再有民众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抱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方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