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心援网之邀,我对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之死谈点自己的看法。
及时对媒体的报道和近期冯翔本人的博文以及他与网友们大量交流的记录信息进行了一番了解之后,首先在情感上和大多数人一样,叹惜!难过!太不应该了。但是回过头认真梳理一下自5.12以来冯翔的经历,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却可以判断,冯翔选择提前结束自己人生有它一定的必然性。
儿子瀚墨因地震而离去的痛苦阴影在冯翔的心中始终未能消减。他曾经在博文里写道:“从某个角度而言,玉飞兄(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的故去提供了一个范本。找到自己的爱子,照顾着他、爱护着他,不弃不离。”
在纪念儿子的文章里,他不断地回味着亲吻儿子时儿子身上尚存的奶香;他不断地回想儿子留给他的最后的背影……
他在一篇文章里对逝去的儿子说:“瀚墨,你要记住,一定在天堂的入口处等着我们,我们要补偿曾经未曾给予你的幸福和快乐……”
这些文字,说明了冯翔与儿子瀚墨在地震发生前的父子情深。以至在他内心记忆印刻得如此之切,久久不能释怀。这种现象,从深度心理学来看,与其说是冯翔对儿子的深度思念,倒不如说是冯翔内心情感对儿子的极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很难从其他人那儿获得。
再来看看他的博文。据堪称冯翔“哥们”的钱先生(化名)向记者透露,冯翔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但却往往会钻“死胡同”。钱先生称,冯翔这一年来经常开导妻子不要为儿子的离去太过悲伤,最近他妻子情绪已经渐渐好转,他们还计划再要一个孩子,没想到冯翔竟先离妻子而去。
钱先生说,地震后,冯翔像变了一个人。“地震前他与我们这帮哥们经常出来喝酒打牌,地震后就很难约他出来吃饭,他每天一下班就会回绵阳的家陪他妻子。”“有时约他出来,他经常提到‘死亡’,挂在口头上的一句就是‘人死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各种环境中都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良好的心态,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外界环境相协调”,这就是心理健康。而地震后冯翔却难得再与朋友们聚会。除了忙于工作,更多地,则是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陪他妻子。他经常开导妻子不要为儿子的离去太过悲伤,而自己却掉进失去儿子的痛苦深渊之中不能自拔。
在他大量地向妻子付出的同时,冯翔似乎没有能很好地从妻子、亲人或朋友那里获得爱的支持。冯翔与他身边亲近的人们在情感上丧失了依附关系。
这种长期付出,勇于承担的行为,使得冯翔精力和正性能量逐渐耗竭。我们看看他的日常生活内容:白天忙工作,而且很多都是带领前来参观的人们一遍一遍地来到他的心碎之地北川县城,以至于常常别人下车了,他却一个人在车里流泪。就是不去北川的日子,他的主要工作也是编写一些与北川地震灾难有关的书籍资料。这样的工作内容对于他这样在地震中丧子的干部来讲,痛苦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有所减轻或得到转移,反而却让他不断地在体会和强化着心中痛苦的感受。到了晚上,他也仅仅是在网络上与网友们进行一些交流。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内心中负性情绪往往得不到尽可能地排解和缓释。
如此看来,对于冯翔来讲,客观上由于工作内容、生活环境,主观上由于他认真执着而又赋予诗人气质的脆弱易折的个性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使他在经历了一场特大灾难,尤其是失去了自己情感依托的幼子之后,没有寻求到一个能让他自己释放负性情绪的方法或途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没有出现一般人所说的“渐渐淡忘”,而是压抑情绪不断且愈加深重,使他最终未能走出严重抑郁症状循环的怪圈,最终看淡了死亡,看轻了生命。于是才有他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人死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视死如归”,这是冯翔罹患严重抑郁症,也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心态下,任何一个新的,不愉快的刺激,都将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对于冯翔,这根最终压倒他的稻草,就是那个使他情绪发生巨变的“电话”。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追究这个电话是谁打的,也没有必要去追究这个电话的内容是什么,它仅仅就是一个促使冯翔最终放弃生命的催化剂。更进一步讲,如果我们因为冯翔的离去而怪罪于这个打电话的人,甚至最终将这个人曝光于众,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又会看到第二个冯翔。悲剧将会因此而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冯翔哥哥就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心里是清楚的,并希望人们不要再追问下去。这种态度就正是一种促使事物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态度。为此,我对冯翔哥哥的这一态度深表敬佩。
在对冯翔的自杀进行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分析后,我们的心情依然很沉重。在灾区,像冯翔这样内心怀着巨大痛苦,每天依然拼命工作的干部很多,尽管政府也很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连冯翔也到外地去进行过心理康复休养。但是,就像冯翔所说的那样,“如果说,一次出行就能忘却所有悲伤,那么,这伤痛就不是最深的忧伤。”
冯翔的自杀再次提醒我们的政府,灾区所有人的心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次远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真正要防止灾后抑郁症发生,减少心理次生灾难,就一定要在专业心理工作者的主导下,尽可能地建立所有人的心理档案,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面对所有受灾人们。这其中,尤其要关注那些有亲人遇难的救灾英雄和“好人”。如果他们发生了心理次生灾难,那将是我们社会的重大道义损失。
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提醒,“5.12”之后,无论是北川、青川、汶川,还是哪个灾区,所有亲身经历了大地震的兄弟姐妹朋友们,尤其是有些性格内向、抑郁的人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寻求一些保持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良好的心态的方法,要有意识地从生活、工作中去发现和获取那些可供帮助自己的积极的资源。除了把自己的爱给予亲人、同事、朋友外,还应该学会与他们建立起多重情感依赖关系,构建出一种心理支持系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去获得他人的帮助。如能这样,我们就再也不怕因为失去亲人而不能自拔,也不会因为一个“电话”,或者其他什么“威逼”、“胁迫”的意外刺激而走上不归之路。
(廖 江 2009年4月22日于成都)